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
文献来源：《规制评论》（宾夕法尼亚大学规制项目出版物）2023年1月2日，网址：https://www.theregreview.org/2023/01/02/hodges-outcome-based-cooperative-regulation/
Christopher
Hodges
（牛津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国际知名规制研究学者）
李芹编译
（河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社会问题越积越多，风险也愈来愈大。若想解决问题，离不开更为紧密的合作。合作能够促成学习和改进。大流行性病毒的控制需要各国在疫苗研发、分配方面予以合作。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不得不使用公共资金和税收为银行、企业和家庭提供支持。要想打击侵略性的军事行动、网络攻击和欺诈，信息共享是首要策略。日常工作也是如此，在具备合作文化的商业机构中员工的表现最佳。但如今，种种关系两极化，致使许多机构的效果不彰。例如，规制便陷入一种两极化的境地。对此，规制者要如何应对，如何通过加强合作来提升规制实效？作为一种新规制模式，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的基础在于对人们行为方式的科学研究，而非哲学、法学或经济学领域关于人们可能或应当如何行为的理论。[1]人们如何通过结果导向型合作取得更大成就属于一种更为宽泛的行为模式，可作为多种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之道，规制领域的问题也不例外。[2]换言之，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便是其中一部分。这类行为模式已经在诸多情境下取得成效，但正如各类组织和规制者所揭示的，将所有要素整合起来有取得更大成就的潜力。但实践中究竟如何展开更为广泛且紧密的合作呢？答案广为人知，但知易行难。其精义体现在多维度，包括目标、结果、信任、证据、伦理、反馈、自我监督和支持。目标和结果。旨在合作，我们需要知晓为何合作。我们试图做什么，达成何种目标？力图实现怎样的结果？哪些结果有益，哪些结果有害？我们可以对结果予以监测，以便知晓合作究竟有利还是有弊，进而，判断是否能够提升效果。但我们有必要就共同目标及其优先次序达成共识。[3]由于目标通常是多元的，并且彼此之间可能相互冲突，需要充分探讨各项目标并予以排序。所有目标难以同时达成，因此排序至关重要。譬如，企业要赚取利润，但也需保护社会免受损害，这可谓典型的规制冲突。然而，企业可以追求更广泛的目标，如扩大就业，或是关乎社会、环境、社区和国家的各种目标。实践中，这反映于企业管理和规制重心的转变上，即从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的唯一目标转向追求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目标和有良知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倘若能够事先就如何实现所有目标达成一致，而不是指望企业和规制者在冲突发生之后再寻求解决方案，会更加有效。诚然，对于规制者而言，衡量产出（声明或规则的发布数量、监督检查次数或罚款收缴数额）要比证实结果（如街道安全、网络安全或投资安全）容易得多。但结果才是关键所在，清晰地阐明结果将大有裨益。信任、证据、价值和伦理。合作基于信任。信任属于一种心理机制，使得人们能够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进行规划和采取行动。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事情将顺利进展，他人会按预期行事。人类的所有系统和关系均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但如今，人们常常表示不信任各种政客、企业或合作伙伴。[4]如果因此导致冲突和效果不彰，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信任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最佳证据是经过日积月累，针对某人是否值得信任形成连贯一致的整体判断。投资、市场和规制方面的大量证据广为人知，包括审计结果和根据商定好的标准控制行为的体系。最近我们才意识到，有关行为和组织文化的证据虽然难以掌握，但也必不可少。人类习惯根据一套固有的道德价值观来评估行为证据，甚至是官方标准和规则。人类的大脑天生就能分辨是非，但也会受到启发和产生偏见。人们会通过自欺的方式认定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以此来维护自我价值，即认知失调。这意味着，有必要秉持谨慎的态度看待种种行为并使之接受监督和挑战。对此，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看组织是否能拿出证据来说明为什么它值得被员工、投资者、客户和社会信任？[5]当人们的内在动机强烈时，表现会更好。凡是优秀的管理者和员工都认可这一点。强化他人的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有助于改善绩效，抑制这些特征则会妨碍绩效提升。尝试以人为本建构激励和奖励机制，要比根据财务目标创建激励和奖励更有效，还能降低出现负面结果的风险。类似地，围绕人类、社会和环境价值来设定诸如实现繁荣和保护等普遍目标，将激发更广泛的参与，并增强信任。追求完美。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社区、组织、规制和争端解决。然而，究竟是否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结果，取决于种种个人、社会和公共因素，这些因素或是促进合作，或是阻碍合作。例如，北欧国家和新西兰都受益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而不少国家则因腐败和缺乏协调机制而踌躇不前。不过，理想状态是可以实现的。这主要存在于航空安全之类的高风险安全体系中。该体系建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旨在从规则制定和执行转向基于绩效的“公开与公正”文化，这种文化适用于所有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其他主体构筑的关系网络。从波音737MAX的灾难性事故可以看出，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委派责任将会引发怎样的结果，商业组织仅追求利润的话，将腐蚀组织文化。[6]大众汽车的“柴油门”事件以及许多其他例证均能反映出问题所在。[7]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旨在将企业、政府、规制者和社会的多重目标与可接受的风险相结合，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其中，一同商定并达成目标。典型的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包含六项核心要素：[8]1.所有利益相关者就目标、结果、证据指标和体系达成一致。2.期待那些希望被信任的人如何行事，就此要达成共识，并列为行为守则。3.有意愿加入“信任共同体”和“规制信任进路”的主体提供证据，证明自身值得信赖。证据种类与业务和风险相称，并随之变化。4.对于那些不愿意提供可信度证据的主体，继续适用传统的规则和执法机制进行监管，但他们无法享受包括监管沙盒在内的基于可信声誉的益处，例如，采购、商业、就业和投资优势，减轻规制负担。5.受信任的各方在一个值得信任和尊重的环境中展开合作，发现并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结果，进而提高绩效。6.各方主体齐心协力迅速识别危害和风险，并采取保护措施。
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通常涉及如下三个核心角色：[9]其一，利益相关者委员会。利益相关者委员会不仅负责监督整个结果导向型合作规制体系的运行和运行模式，避免出现漏洞，也负责设定主要的行为准则。其二，规制者。代表国家的规制者致力于从总体上保护社会和市场。对于合作导向型合作规制体系的运行，规制者也起到监督作用。规制者可能被授权强制执行行为准则，将投诉提交给监察专员。法律规则的执行也由规制者负责，任何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均会触发执法。不过，要区分是故意、鲁莽的违规行为，还是出于善意来预防、识别、避免风险和损害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行为，前者可能会触发执法，后者通常会促成合作式支持和干预。其三，监察专员。监察专员处于独立地位，由其提供可信信息、建议、问题和争端的初步解决方案以及行为准则的适用决定，包括向法官提交法律要点。在信息提供、各方沟通和调解方面，监察专员起到关键作用。监察专员的角色在于汇聚有关调查和争端的所有数据，然后反馈从中习得的经验，以便企业、规制者、消费者和其他主体采取适切的行动。其中诸多要素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市场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它们将规制、执法、争端解决以及在线系统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新进展整合在一起。它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充分认识组织和企业内为何出现问题，如何避免问题发生。如今，金融服务、能源和气候变化、水、财产和住房、生物医学和医疗设备等不同领域，纷纷开始探索结果导向的合作模式。[10]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更为广泛的合作来应对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合作式规制是我们亟需迈出的重要一步。注释：【原文无，编译者根据网页相关链接阅读编译并补充】
[1] Christopher Hodges, 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 Based Cooperative
Regulation (February 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403149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31491[2] Christopher Hodges, Outcome-Based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Business, Regul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3] Christopher Hodges, 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 Based Cooperative
Regulation (February 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403149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31491[4]详见美国公共关系公司埃德曼发布的2022年信任度调查报告，Available
at: https://www.edelman.com/sites/g/files/aatuss191/files/2022-01/2022%20Edelman%20Trust%20Barometer%20FINAL_Jan25.pdf#page=14[5] Christopher Hodges, 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 Based Cooperative
Regulation (February 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403149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31491[6]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Weaknesses
in FAA’s Certification and Delegation Processes Hindered Its Oversight of the
737 MAX 8, Available at: https://www.oig.dot.gov/sites/default/files/FAA%20Certification%20of%20737%20MAX%20Boeing%20II%20Final%20Report%5E2-23-2021.pdf#page=41[7] Clifford Atiyeh,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VW
Diesel-Emissions Scandal, Available at: https://www.caranddriver.com/news/a15339250/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he-vw-diesel-emissions-scandal/[8] Christopher Hodges, 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 Based Cooperative
Regulation (February 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403149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31491[9] Christopher Hodges, Outcome-Based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Business, Regul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10] Christopher Hodges, Outcome-Based Cooperation In Communities,
Business, Regul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